潮新闻客户端记者方涛华楚新起点
这些年，王尧变得更寡言了。
“写小说时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很少说话，即使说话也常常词不达意。一旦进入写作状态，我就从真实的生活中脱身了，转向那个虚构世界的不同场景，和小说中的人物们周旋。”写完长篇小说《桃花坞》，王尧有好一阵子没有缓过来。家人和好友知道他在虚构中跋涉归来，也尽可能不去打扰。
从《民谣》到《桃花坞》，短短五年间，王尧捧出了两部厚重的长篇小说。
王尧把这种高强度的小说创作戏称为“老房子起火了”。于是，熊熊火光里，我们看到了一轮被压得薄薄的太阳，还看到了桃花坞大街上，那片若有似无的灼灼桃花。
而现实中，1981年9月，从故乡东台第一次到苏州求学的王尧也曾踏上这条桃花坞大街。
大一时王尧在苏州大学
作为一名“晚熟”的小说家，王尧的母亲成了他最初的读者之一。《民谣》出版后，母亲读完了，拿着书问他：“你写我了？”
“四年前，母亲去世了。《桃花坞》中，周惠之这个人物身上其实有我母亲的影子。写到周惠之的失踪，我常常寝食难安……”独自在书房发呆时，那些笔下的人物偶尔会在王尧眼前浮现。
有时，他甚至觉得周惠之手里也拿着这本《桃花坞》，轻柔地问：“你写我了？”
《桃花坞》首发于《人民文学》2025年07期头条，随即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。小说以抗战时期方家三代人的人生选择、探索路径和家庭命运变迁为主线，将几个家庭在抗战烽火中的患难与共的情谊娓娓道来。
桃花坞大街、阊门、明月湾、西湖、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……《桃花坞》前半部对江南苏杭两地着墨颇深。然而抗战骤起，山河破碎，“人间天堂”瞬间化为“人间炼狱”。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彷徨、挣扎，有奔走救国者，亦有投敌失节者，也可谓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
而小说的后半部分，则更加宏阔，以方后乐的视角开启了西行、北上的漫漫长路，投射出一代热血青年救国志愿的上下求索。在大历史中勾勒小细节，塑造出一批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，呈现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。
“知识分子写作”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著名评论家到小说家，王尧不仅完成了从论述到叙述的转变，更将自己带入那一代知识分子，在虚构中回到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现场，与他们共呼吸华楚新起点，同思考，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们的崇高、卑微、坚定和犹豫。
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所言，依照《桃花坞》的指引，我们能读到诚恳的力量，读到小说公信力的力量。
《桃花坞》王尧著作家出版社
不久前，王尧携《桃花坞》做客浙江大学惟学文化大讲堂和钱报读书会，与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、中央文史馆馆员陈晓明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茅奖得主麦家，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，在小说中方家的故乡杭州，畅聊新旧文化大变局中，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的永恒精神力量。
读书会后，潮新闻记者对王尧进行了专访。以下为记者与王尧的对话：
[1]向历史追问，写在旧梦与新思之间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《桃花坞》是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如果说《民谣》是您二十多年延续的“旧梦”，那么《桃花坞》是否可以算作近五年的“新思”？什么时候开始动念要写这部小说？
王尧：一个人就是活在“旧梦”与“新思”之间，《桃花坞》以“新思”写“旧梦”。《民谣》完成后，我就着手《桃花坞》的写作。这些年来，我自己在学术上和思想上，一直思考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的问题，研究过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。我对历史的叙述，是与对现实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，或者说当我关切现实时，我就会追问历史。写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时，我在南方一所大学演讲，我提出一个问题：如果我是西南联大的先生或学生，我会如何？这是我写作《桃花坞》的思想动因。
2021年我开始写《桃花坞》，2022年完成了大部分初稿，但我不满意。差不多搁了一年，2024年我开始重写《桃花坞》，今年五月初定稿的。很凑巧，我的两部小说都是五月完成的。我是五月出生的，我即将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就取名《五月的孩子》。
王尧：学术的方式是论述，小说的方式是叙述，这个变化是主要的。我要改变自己的习惯，从阐释别人的故事变为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这中间当然有联系，我个人的学养和对小说的理解影响了我自己的创作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相较一般的小说，《桃花坞》有个迥异之处，即对历史人物的直面书写。通常小说在涉及历史中的重要人物时，往往会进行回避或虚化。
但在《桃花坞》里，章太炎、鲁迅、朱自清、梅贻琦、闻一多等文化名人跃然纸上。书中还点缀一些有趣的桥段，比如柳亚子给方梅初吃话梅；方后乐给朱自清送红茶等。在写到著名历史人物的时候，您的原则是什么，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？
王尧：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这个说法挺好。
刚才说到从评论家到小说家的话题，我觉得学养在小说创作中还是重要的。我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，不可避免涉及中国现代史和现代知识分子。我曾经在《收获》写过“沧海文心”专栏，写抗战时期重庆知识分子；在《钟山》写“日常的弦歌”，写西南联大知识分子。今天回头看，这两个专栏也是我写《桃花坞》的思想和艺术准备。我在构思时考虑，如果以青年知识分子方后乐为主角，我要写出这个人物的历史纵深感。他出身在那样的家庭，文化血缘上就有可能和我们小说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相遇，或者有这样那样的关系。这些人物的出现既在历史的节点上，也在小说情节发展的节点上，这样就不是生硬的关系。我研究过，也写过其中一些历史人物华楚新起点，他们是异代人，我逐渐觉得我和他们是同时代人。这个感觉增加了小说的亲和力。人物是真实的，场景和细节是虚构的。
王尧在拉拉提草原
[2]文化碰撞中，凭吊一切消失的美好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小说中，方梅初与方后乐父子的多次“家庭论战”堪称精彩，也隐晦地展示了“新旧文化之争”。
方后乐对章太炎的态度是从尊崇到质疑转变的。小说后期，他开始怀疑章太炎的“国学”能否真的救中国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，像方黎子等老一辈知识分子，虽然对“中日必有一战”早已有清晰的判断，但在行动上却对这一悲剧无能为力。而方后乐为代表的新文化一代则身体力行地投入到“文化救国”的浪潮中。其中，是否已包含了您对五四、对新旧文化的价值判断？
王尧：文化冲突是《桃花坞》故事发展的动力之一。在小说中，我将这种冲突置于知识分子如何抗战的选择中。坦率说，我个人是在这种冲突中成长的，在小说中，我也写了新旧文化之争的复杂性。我写了吴中文献展，是说传统文化的重要性，我没有嘲弄老一辈知识分子，方后乐不断长大，他也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。但我更想写出新文化的重要，方后乐在思想上追随鲁迅，与革命思想叠加在一起。小说的末尾，方后乐在梦幻中回答黄青梅“一棵是桃树，一棵还是桃树”，这是在向鲁迅、向新文化致敬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如果以方家三代人的家族变迁来看，《桃花坞》当然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精神史。
但另一方面，小说里也包含大量文坛掌故、方志、饮食。某种意义上，《桃花坞》也可以视作一部苏州风俗史或江南饮食史。所以，您理想中的长篇小说应该包含什么？
王尧：写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，并向前追溯向后延伸，这当然是我写作的重点。我截取的断面不是战场，精神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。所以，我要写日常生活，写江南的日常。我可能更擅长写人物的思想、精神，但思想精神要落地，要在生活中展开。另一方面，日常生活其实是最难写的，我们在其中，但未必能写出自己需要的日常生活，何况是写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日常生活。为此，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，努力回到当年的日常生活。太多的人强调小说是讲故事，但不能以为小说只是讲故事。我觉得，好的长篇小说语言、故事（人物与事件）和人文缺一不可，是世俗性和思想性的融合。
王尧在研究室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周惠之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之一。对这个人物您似乎是矛盾的，一方面，您几乎将古典与新式女性的一切美好都赋予了她，但同时她的离奇失踪又似乎太冷酷而决绝了。
相信不少读者和我一样，都在小说的后半段期待着周惠之的回归。为何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此处理？您觉得周惠之的失踪，有其必然性吗？
王尧：作为小说的作者，我自认为周惠之是我写得最好的人物。周惠之也算是“五四”一代中的学生，她的成长就是在古典与现代过渡之间，那时的新式女性有兼容古典的特质。确实，在我笔下，周惠之几乎是“美好”的化身，是桃花坞大街地母式的人物，我想在她身上写出中华民族的“美好”。但战争来了，姑妈被炸死，苏云阿姨下落不明，阿荷被抓后精神失常，黄青梅的父亲被汉奸弄残，这些对周惠之是致命性的打击，战争的残酷和困难一下子集中在她身上。她原本柔弱，失忆是一步步加重的。我不想简单地让她肉体毁灭，写着写着，她走出家门，失踪了。我原先设计不是这样的，后来我只能贴着她的命运写下去。我关注过失忆这种病症，失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，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就因失忆失踪了，至今未归。这样的处理，就让美好变成了悲伤。美好没有被毁灭，但失踪了，这就是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。因为失踪了，我们就会去寻找。小说的调性是由周惠之这个角色确定的。之前我也说过，我这样处理太残酷了。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残酷的事。借用鲁迅先生的句式，我要给所有消失的美好一个悲哀的吊唁。
[3]一部“双城记”，以文学视角重新发现苏州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不久前您做客钱报读书会，在浙大，您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今天是以方后乐的身份到杭州寻根来了。”
某种意义上，一部《桃花坞》也是一部“双城记”。能聊聊为何要把杭州设置为方家的故乡？
王尧：小说的上半部确实是苏州杭州“双城记”。我这人时常有崇高感，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血脉。那次读书会开始前，我突然想到，假使方后乐多少年后曾经重返杭州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活动开始时，我就脱口而出：我今天是以方后乐的身份到杭州寻根来了。小说写的抗战，但往前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。这个时间的设计必然涉及空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苏杭常常连在一起说，这是对构思的潜在影响。
方后乐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他的父亲是什么角色，祖父是什么角色？在这样的思考中，我想他的父亲应该是受过五四新文化教育，祖父应该是同盟会人物，这样的身份应该有一个思想文化的空间，而且其中有一些我需要写的历史人物。如此，我觉得杭州、浙江一师是合适的地方。杭州有秋瑾、鲁迅，南社也曾在杭州雅集，朱自清、陈望道等都在一师教过书，一师有些学生是早期共产党人。另外，在地理上，方家从杭州迁徙到苏州也比较方便。
王尧与《桃花坞》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“你想象哪里有桃花，哪里就桃花灼灼。”
这句话贯彻了整部小说，也如同小说的“题眼”。桃花坞可以没有桃花，也可以处处是桃花。这是您所提炼的中华文化的某种精神力量吗？
王尧：“你想象哪里有桃花，哪里就桃花灼灼。”这句话是在写作时突然蹦出来的，写完方黎子和方梅初的这段对话，我意识到这部小说有了灵魂，我内心的混沌之处也有了亮光。我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写作者应当有一种信念去支撑他的写作和笔下的人物，这种信念在小说中是各种人物抵抗侵略和顽强生活的气节和韧性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小说借方后乐之口写道：“苏州的文化是那一座一座的古桥，苏州的生活是一条一条的流水，说苏州不能只说小桥或流水，要说小桥流水。”
我们知道您的人生轨迹，在苏州生活的时间比故乡东台甚至更长。苏州对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？
王尧：我21岁离开故乡东台，汽车到长江岸边上了轮渡，轮渡过江，我下车向江北望了望，又向江南看了看，两岸都是模糊的。那时，我生活了21年的那个村庄还叫“江南大队”，现在要去真正的江南了，我不识它的模样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江南还是江北。出发前，我父亲告诉我，我们的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间从苏州阊门过来的，镇上祖屋以前有“三槐堂”匾额。父亲的话只是让我好奇，我没有寻根的感觉。到了苏州以后，阊门是我最早去寻访的地方，我在那里没有想象祖先在码头上上船的情景，那天我第一次去了桃花坞大街。
1985年大学毕业留校，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苏州，苏州成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。写了《桃花坞》后，我觉得自己回到了祖先生活过的苏州。就我自己的成长而言，苏州是个涵养人的地方，苏州在文化上哺育了我，让我有机会在审美、趣味、思想上贴近苏州。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苏州的书，我想以自己的方式发现苏州和再造苏州。
和其他小说不同，《桃花坞》写出了“思想”和“人文”的苏州。当我以文学的方式发现和再造苏州时，我也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自序传。朋友问我，你是不是把方后乐当自己写的？我说不完全是，方家三代人都有我不同时期活着的样子或者是我想象我活着的样子。
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华楚新起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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